摘要：现在大病可以扣除。但实际上，青壮年患上大病，丧失部分或全部劳动力后，收入锐减或没有收入，无法抵扣。而且，纳税的青年、壮年是身体最稳定的时候，家庭抚养的孩子，赡养的老人，更容易遭遇重大疾病，但他们不纳税，自然没有抵扣，抚养人、赡养人也不能据此申请抵扣。这会导致逻辑上的违和。比如，子女上学可以抵扣，但子女患上大病，休学了，反而不能扣除。

8月31日，国务院发布国发[2023]13号 国务院关于提高个人所得税有关专项附加扣除标准的通知，提高个人所得税有关专项附加扣除标准，涉及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、子女教育、赡养老人三项专项附加扣除。调整后的扣除标准自2023年1月1日起实施。

此次调整，将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标准、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标准均由每孩每月1000元提高到2000元；将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标准由每月2000元提高到3000元。也就是说，最高抵扣总额从4万8千元增加到8万4千元。

凯恩斯主义强调消费对经济的提振作用，认为经济低迷时，政府可以扮演需求管理者的角色，想尽办法刺激居民消费，其中就包括发钱。

不能直接发钱，返税也是好的。比起发钱，减负，也就是减税或返税阻力更小，更容易实施。

此次提高个人所得税有关专项附加扣除标准，可以看作一揽子返税、减税工具包中的最新一个。连日来，政府及相关部门持续发出个税“红包”。8月28日，财政部、税务总局刚刚宣布延续实施一批个税优惠政策至2027年底，包括年终奖可以继续单独计税等。这些税收优惠政策，具体到个人，可能会受益几千元到上万元不等。

此次调整惠及人群规模很大。2017年，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，根据个人收入分布情况，进行了个人所得税纳税人数的推算。推算结果显示，中国交个税的人数约为1.53亿人。在2018年3月，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王军表示，个税起征点从每月3500元上调至5000元后，7000多万个纳税人的工薪所得无需再缴税。那么，两个数据相减，就是大约8300万人纳税，4年后，纳税人口应该有所增长，那么，此次政策大致能惠及一亿人。

这个一亿人的群体，是中国消费能力最强的群体。

这种返回的钱，某种程度上类似失而复得，会带来额外的兴奋感，对于刺激消费是很好的。当然，对于很多家庭来说，当下预防风险，持有现金的动机会增加，家庭可能不会去消费，更不会贸然增加杠杆买房。但不能就此说这个政策效率不高，是无用的。

纾困解难，减小老百姓的经济压力，舒缓老百姓的心理负担，老百姓的感受，本身就应该是政策的目标。

经济发展是老百姓好的感受，获得感的根本。但那些直接能提高老百姓感受、获得感的政策，哪怕经济效率低一些，也是应该的。在这一点上，我们要放弃唯经济效果论，要看得更深更远。

有人这样描述当年走出大萧条阴影的美国人：“最终，复苏的原因不是那些水坝、道路、桥梁、公园、隧道，或那些年所建造的成千上万的公共建设；而是种更无形的东西。一年前还沮丧绝望的人，突然间恢复生机，筋疲力尽的人们，突然找到了自我。”

这话出自美国电影《海洋饼干》。海洋饼干是一匹马的名字，在经济大萧条的后半期，海洋饼干已经超越了赛马本身，已经成为很多美国人的精神偶像。它的赛事广播，吸引了4000 万名听众。它周复一周、年复一年地成为报刊杂志的报道主题，鼓舞着当时美国的民众信心。

所谓市场，就是靠预期、靠信心、靠精气神支撑，这些无形的东西驱动着机器、生产线、货物、服务的运行。现在大家都需要一点精气神，社会需要注入一些高兴的、带来获得感的因素。

好的政策，需要好的互动，有了好的互动，一方面可以放大政策带来的效应，增强政策带来预期与信心，另一方面，也能促进进一步的政策出台，进而形成一个良性循环。

实际上，未来专项抵扣还有更大的拓展空间。

比如，现在大病可以扣除。但实际上，青壮年患上大病，丧失部分或全部劳动力后，收入锐减或没有收入，无法抵扣。而且，纳税的青年、壮年是身体最稳定的时候，家庭抚养的孩子，赡养的老人，更容易遭遇重大疾病，但他们不纳税，自然没有抵扣，抚养人、赡养人也不能据此申请抵扣。这会导致逻辑上的违和。比如，子女上学可以抵扣，但子女患上大病，休学了，反而不能扣除。

还有就是多孩家庭，很可能父母之一全职在家不上班，家里唯一的收入来源收入可能不低，但分摊到4、5个人头上，立马就变低了。这一情况，也专项抵扣也没涵盖在内。

最好的、也是最公平的办法，就是直接以家庭情况进行综合考虑，也有利于促进生育率的提高。

然而，不得不说，现在的舆论对于好的政策缺乏热情、缺乏表达认同，不少是冷漠的承受，好的无言，坏的也无语。

这种普遍性的返税带来的舆论反响，在社交上呈现的高兴、认可，远比不上核废水、甚至一些子虚乌有的谣言，比如“外国势力收购小麦青储，危害中国粮食安全”带来的舆论反响大。这也是当下中国舆论的可叹之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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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｜刘远举  知名财经专栏作家，多家智库研究员